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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六十周年

2018-12-06 14:33:29

消息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阅读原文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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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时空读懂宪法

 

法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谓是波澜壮阔而又婉转曲折,诸多的宪法文件就诞生和消失在潮涨潮落的历史过程之中。

 

在研究法国宪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冷眼旁观法兰西近代以来的风云激荡、此起彼伏,但是要真正读懂法兰西宪法,需要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在聚焦于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的同时,更要把宪法置于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深邃的思考,用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去洞悉眼花缭乱的制度转换和纷纷扰扰的实践背后的逻辑。历史并不如烟,宪法也不应该因为规范和效力而孤傲高冷。

 

宪法的逻辑本来就不是源于宪法文本的结构与优美精准文字之间的自恰,其正当性也绝非源于自我赋权和自我证明。将宪法放在历史变迁过程之中加以认识和解读,则可以更深刻的认识到宪法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深刻理解法国宪法制度变迁背后的诸多因素和推动力量,全面把握法兰西近代以来宪法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调。

 

法国大革命的之际诞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即《人权宣言》)在后来法国多部宪法中被反复提及,1946年宪法序言和1958年宪法都庄严地重申了对《人权宣言》的尊重,将其作为宪法序言的基本内容[1]。

 

但是,在其诞生一百年之后的第三共和时期,《人权宣言》在法国宪法上的地位依然是莫衷一是,《人权宣言》的法律效力并未得到明确的肯定和确认,有人将其看作是习惯法,有人称其具有超宪法的价值,也有人认为其非实定法而仅具有政治宣示意义。

 

直到第五共和宪法新设立的宪法委员会稳健运作十多年有了能动的表现之后,《人权宣言》在其诞生近两百年之际通过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实践而重新焕发了生机。

 

继1971年“结社自由案”的经典裁决确认结社自由原则的宪法价值并将其纳入“共和国法律确认的基本原则”之后,宪法委员会又在1973年12月27日“1974年财政法案”裁决中宣布1974年财政法案 “违背1789年《人权宣言》中宣告并经宪法序言重新郑重确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2]

 

此举标志着宪法委员会开始尝试着《人权宣言》纳入到由各类合宪性审查依据构成的“宪法团”(bloc de constitutionnalité)之中。此后,宪法委员会在其裁决中几乎确认了《人权宣言》各条款所蕴含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通过扩张解释创造了大量宪法性判例。

 

《人权宣言》诞生于18世纪,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凝结和宣誓的政治文件,它不仅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标志,也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曾经的高度。在经历了狂飙猛进的拿破仑时代和帝制共和的交替之后,法国又经历一战和二战而进入后工业时代,这个在大工业时代前期横空出世的《人权宣言》不仅没有被法国人民遗忘,似乎反而被抓得更紧。

 

宪法委员会对《人权宣言》各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让这个历史文件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生命力,成为实现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的宪法依据和抓手,颇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鬼斧神工般的创造性。

 

如何理解《人权宣言》诞生及其在法国宪法发展过程中地位和角色的嬗变,在宪法委员会系列裁决的法律逻辑之外,透过这一历史过程所展示的法国宪法发展的轨迹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可以更加深刻全面的揭示法国宪法发展演进的脉络与宪法实践的规律。

 

如果说《人权宣言》可以作为法兰西法治文明的标志,那么法国海外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及其处置则似乎是一个不便于拿到桌面上展开讨论的议题,主流宪法学者甚至很难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法兰西帝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其殖民地体系自然应该土崩瓦解。

 

然而,不管主流的宪法研究者是否愿意正视并关注此问题,法国第四共和宪法和第五共和宪法都对海外殖民地法律地位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帝国的遗产依然是法国重要的战略利益,宪法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和制度安排,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如何保持对于这些殖民地的控制,既是法国现实的利益使然,也是帝国荣耀使然。

 

因此,从第四共和宪法中设计的法兰西联邦(l'Union française)到第五共和宪法的法兰西共同体(la Communauté),[3]两部宪法的起草者在这个问题上都试图做出巧妙的制度设计。

 

然而,在二战结束之后民族解放大潮之下,法国面对各殖民地独立的强烈要求和美苏等大国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不得不务实地接受“非殖民化”的政策,宪法也根据需要而对此问题做出修改。

 

事实上,法国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海外殖民地问题引火烧身。菲利克斯.加亚尔曾说过:“保住阿尔及利亚是困难的,失去阿尔及利亚也是困难的,把它交出去更为困难。”[4]第五共和的命运在经受重大的考验——阿尔及利亚既能成它的助产士,也能成为它的掘墓人。

 

此问题不得到解决,戴高乐有关法兰西的任何伟大构想都无法取得成功。不能再让伤口溃烂下去![5]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认为这个过程的残酷和痛苦,他写到:“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受过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6]

 

1958年宪法第一次修改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宪法第十二章关于法兰西共同体非洲成员国的独立问题进行补充修改,[7]后来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埃维昂协议的签署让法国找到了一个“体面退出非洲”的办法,而今,经过24次宪法修改之后,海外殖民地问题在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

 

然而,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存在与发挥,以及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却依然是法国始终不愿放弃的并积极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些都是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实践的重要内容,否则就无法认识这个夕阳帝国宪法实践的转型。

 

如果说法国如何处理其海外殖民地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如何面对欧洲则是一个更为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从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到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等,法国历任总统在战后欧洲前途和方向问题上用力颇深,他们站在法国的立场上看欧洲,也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法国和欧洲的发展,第五共和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应对和回答。

 

独立自主的追求法国的伟大是戴高乐为欧洲留下的强烈的时代烙印,蓬皮杜时期则开始进行微调,通过公民投票允许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而不再简单行使否决权,这意味着法国开始主动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他甚至提出建立欧洲货币系统的计划。

 

在德斯坦进入爱丽舍宫之后,他提议成立由欧洲共同体国家元首和首脑定期参加的峰会即欧洲理事会,商讨和决定欧洲问题,这一实践发展了罗马条约创设的制度。同时,德斯坦还和德国总理施密特一起努力提出建立欧洲统一货币的主张,欧洲货币单位在其任内得以诞生。到了密特朗时期,欧洲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从搁浅到加速的转变,他意识到“法国是我们的祖国,但欧洲是我们的未来。”

 

密特朗与德国总理科尔携手让法德成为欧洲建设的发动机。1987年《单一欧洲法令》标志着欧洲货币统一阶段的开始,密特朗希望统一的欧洲货币能够开启欧洲政治统一进程。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法国扮演了关键角色,欧盟成员国的每个公民也拥有了欧盟公民权,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最初的“欧洲国家联盟”开始转向“欧洲合众国”,此目标经历《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的“超国家建设”而日渐成型,最终却因为德斯坦出任欧盟制宪主席主持起草的《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遭遇法国和荷兰公民投票否决而遭遇严重挫折,这一努力直到萨科齐总统期间2008年《里斯本条约》的签署才算是暂告一个段落。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国际条约的合宪性审查,其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先后三次被密特朗总统和议员们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8]《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宪法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同样都被总统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9]第五共和宪法也在授权批准这些条约过程中都事先进行了宪法修改。

 

在法国宪法史上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存在最久的第三共和宪法该如何认识?

 

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这本书中就谈到,“在确保帝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拥护的1870年5月8日的全民投票过后不久,[10]所有的法国人,包括最狂热的共和派都确信帝国已经固若金汤。然而,四个月后,帝国却让位于共和国。这一作为权宜之计的推出,且在初期饱受严重威胁的共和国,实际上却持久的存在且几乎持续了3/4个世纪”。

 

这本书中分析指出,认为第二帝国是被推翻的说法并不确切,帝国是在色当之败引发的风潮中灰飞烟灭的。当时的当务之急并非赋予国家一种新的政体,而是保护它免受普鲁士的入侵。在1870年底,共和制实际上远非大多数法国人所希望建立的政体。

 

当时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实行共和制,而且尤其是对大众而言,共和国的形象还是停留在第二共和国的形象上——这个共和国因无法走出导致它产生的危机而声名不佳,除此之外,第一共和国的形象也不是很好。人们担心共和国是否会出现另外一个“1793年”,是否会招致新的罗伯斯皮尔式的专政和新的大恐怖。

 

对于大对于很多人来说,共和派几乎等同于“嗜血者”。正是在缺乏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典的条件下,这些派别在立场上的相互靠拢导致了1875年的宪法性法律的出台:《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2月24日),《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2月25日),《关于政权机关组织的法律》(7月16日)。

 

这些法律显然极为模棱两可。作为诸多妥协的产物,这一不切实际的宪法颇不靠谱,它并没有明确共和国的总统和部长们之间的权限分配,对于部长地位的界定仍显得模糊不清,部长对立法权负责,但却可以任由总统任免。

 

宪法开头没有任何权利宣言,也没有宣布任何原则,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简短,并在运用时需要注意解决一些不确定性的问题。法兰西第三共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危机和困难,它克服了这种种困难,也经受住了对它来说并非是致命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11]

 

然而,第三共和宪法在二战后却被法国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抛弃,之后又两次投票选出会议代表组成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经过几番周折又经公民投票通过第四共和宪法草案。然而,对于第四共和宪法,有学者评价指出,“第四共和则出于本能地恢复了第三共和的传统”,[12]戴高乐则毫不客气的评论:“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13]

 

而今,法国似乎又在实现对议会制传统的回归。“法国的政治生活在这1/4世纪的时间里发生深刻的变革,戴高乐和蓬皮杜开启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第五共和这个与第三第四共和国有着很大差异的政治背景下,法国重新找回了与欧洲邻国相似的更加传统的议会民主道路,但同时又体现出由自身历史和第五共和宪法共同决定的特性。

 

在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更多“凯撒”传统而不是“自由”传统的国家,出现这种“正常化”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政治家的意愿,而是公民们的选择,这一正常化是1975年的法国和20世纪末的法国之间的显著区别。”[14]

 

今天的法国的确已经不再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五共和宪法之诞生之时的法国,这六十年的时间可谓是风云变幻,世界经历了长时间的冷战,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形势骤然发生变化,柏林墙倒塌、德国重新统一、东西方阵营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让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欧洲不再一分为二,美国一度成为冷战的最大胜利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正在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法国无法再简单维持其在1958年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试图以二流国家的身份继续在东西、南北之间保持独立的地位,玩跷跷板的游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这一切都对于法国宪法实践及其发展产生着塑造和影响。

 

“宪法决定新的政治游戏的规则,正因为如此,应当由宪法入手来理解新体制的运转,不过制度仅仅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的政治力量赋予生命的,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归根结底堪与宪法文本等量齐观。”[15]

 

在伟大的历史变迁之中,宪法不是固化的教条、原则和原旨教义,也不是呆板凝滞的文本和法条。

 

法国宪法也是如此,一个个真实生动个性十足的存在并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创造性的人物,他们或驻足停留或疾驰而去;一个个看似高冷却是伸手可触推门可入的实实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构,他们或人头攒动或门可罗雀;包括宪法委员会做出的那几百个裁决,它们或被研究者反复提及深入挖掘或已被冷却遗忘……作为研究者和观察者的我们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穿行的过客,只是在思考和研究法国宪法的过程中似乎反客为主地成为了拥有话语权的“主人”,看到了河边的别有洞天的风景,触摸到河水中的鲜活的鱼虾,感受到了湍急的暗流和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的能量与方向,所谓研究其实不过如此而已。

 

宪法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回应现实而摸索前行不断发展的,吵吵闹闹的制宪、中规中矩的解释、点缀其中的判例、萧规曹随的传统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惯例,都是这个国家人民真实生活在宪法上的投射和凝结,宪法也因此而不断被提炼和擦亮而成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标志或象征。

 

“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我们都应该大可放心,宪法可以被任性而浪漫的法国人民玩坏,但是法国人民绝不会被他们制定的宪法“憋坏”。毕竟道不远人,生活即宪法。

 

宪法为谁而定?宪法因何而生?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贝叶小城(Bayeux)发表演说,在演说结束之际,戴高乐特意引用希腊人和智者索伦(sage Solon)的对话来为其制宪主张进行重申和强调:“希腊人曾经问智者索伦‘什么是最好的宪法?’智者回答说:‘先告诉我这个宪法是为谁制定,为什么时期制定。’” [16]

 

今年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诞生60周年,这部宪法诞生于二战之后法兰西共和国特殊的历史时刻,其指导思想之源头就是“贝叶演说”。

 

阿尔及利亚事件折射出第四共和政治的软弱无力,也让第四共和的混乱无序暴露无遗,试图延续并恢复法兰西第三共和传统的第四共和宪法根本无法承载法兰西民族的梦想,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既不能为法兰西共和国有所作为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也不能形塑法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所期望的自由而有序的政治环境,在法国面临内外交困之际更无法通过小修小补的微调而实现自我救赎度过难关。

 

宪法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第四共和宪法本身已经被视为是这十二年时间里诸多危机与乱象的源头,那么其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

 

时局险恶、形势危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法。法兰西第四共和最后一任总统科蒂(Coty)决定启动非常程序,他在1958年5月29日力排众议向议会发表咨文,称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最杰出的人士”,是在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法国争取自由,并“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依然拒绝独裁政权而建立了共和国”的人。[17]

 

科蒂总统呼吁请戴高乐担任内阁总理,如果议会拒绝给予信任并拒绝授权新政府特殊权力,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在与科蒂总统及政界各方代表会见之后,戴高乐提出了新内阁的名单并在议会发表简短而审慎的声明要求获得议会的全方位授权。议会随即投票通过了授权,[18]其中就包括政府主持修宪的权力。[19]

 

成也萧何败萧何,历史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戴高乐曾是法兰西第四共和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但也是他最终亲手将第四共和送入了历史博物馆。

 

早在1943年7月14日,戴高乐就曾在阿尔及尔发表演说指出:“有些好心的先生在幻想,我们的国家流了那么多的鲜血、淌了那么多的眼泪、受了那么多的屈辱以后,到了胜利的时刻,再原封不动地重新建立因为军队投降而被推翻的制度,或者保存建筑在这场浩劫上的压迫和背叛的体制,这些先生的幻想是一定要破灭的法国已经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20]

 

在二战结束之后如何恢复法国政治秩序,戴高乐却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种是恢复旧制度,分别选出议会两院,然后两院在凡尔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是否修改1875年的宪法。

第二种方案是认为1875年宪法已经失效,应该选举制宪会议,由它决定一切。

第三种办法则是就征求民意的基本规定和人民代表应该遵循的规定来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21]

 

然而,面对政党之间的倾轧与纷争,全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在冷静思考和左右权衡之后选择辞职来表示自己的立场与主张,他在广播电台发表措辞平和委婉的官方声明称:“自从我承担领导国家走向解放、胜利和恢复国家主权的责任那天起,我就认为,一旦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召开,各个政党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的任务就应该结束了。”[22]

 

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观察和冷静思考之后,戴高乐又决定在庆祝法国解放两周年之际打破沉寂在贝叶发表演说,以表达他对于即将诞生的“第四共和宪法草案”的建议和期望。

 

当时正值第一届制宪会议的“四月宪法草案”被否决,新的宪法草案刚刚开始起草,[23]深谙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的戴高乐试图提醒和告诫第二届制宪会议代表,并向法兰西人民阐述他对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制度设计的建议和设想。战争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法国人民对国家制度和命运就能进行深刻的反思。

 

“1918年的停战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在心态上我们是胜利者,但从力量上我们则是失败者,两次大战之间那些危险的幻觉和致命的奢望就根源于此。”[24]

 

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非常坦诚而严肃的指出:“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法国遭到七次侵略,更换过十三次政体。长期的动荡不安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危机重重,也使高卢人由来已久的好分裂,喜争斗的倾向愈演愈烈。……民族的个性,历史的灾难及今天的动荡造成了这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国家的未来和民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以维护法律的信誉,政府的团结,行政管理的有效,国家的尊严与威望。”[25]

 

宪法为谁而定?宪法因何而生?这是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特别谈到的基本宪法命题,他自问自答到:“今天,需要制定宪法的是法兰西人民和法兰西联邦的人民。需要制定宪法的时期艰难危险!”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决不可想当然,也不能一厢情愿的作出制度设计,更不可糊里糊涂的伴着大国的步调与节奏翩翩起舞,否则,貌似充分自由而热热闹闹的制宪过程也无法掩盖言之无物的宪法条文背后的空虚和干瘪。

 

宪法作为国家制度之基础和源头,程承载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民族精神表达的需要和对于国家制度大厦建构的追求,宪法起草过程是重新发现蕴含于社会之中能有效运作的基本原则、核心规则并将其沉淀和浓缩在宪法文本之中,进而塑造并生成新宪法秩序的开始。宪法绝非起草者们自己所意中的玄而又玄的抽象原则与法律制度规范的简单混合物,不可能简单的模仿或借鉴甚至移植他国的经验和制度,也不可能体现在理想化和标准化的制度选择和安排之中。

 

宪法的制定过程如果沦落为朝三暮四的“搭积木”的游戏,宪法制度如果可以进行任性随意的设计和安排,那么宪法的制定到头来很可能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建造空中楼阁的活动而已,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宪法实践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到头来不仅无法实现宪法对现实的约束与规范,反而是严峻而残酷的现实无情的将宪法抛弃,法国第四共和宪法的命运和结局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作为观察者还是研究者,只要将自己置身于伟大的历史过程之中,自然会透过纷繁复杂的活动和表象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认识。理查德.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专门为戴高乐和他所缔造的第五共和辟出专门的一章,他对戴高乐的评价是: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后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的过去和法国历史的延续。他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攀登“高峰”。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戴高乐把自己看作是法国的化身,而他的使命就是奋发法兰西精神。[26]其中,尼克松还以幽默和调侃的语气评价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宪法:“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国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又有权力去颁布它。”[27]对于第五共和宪法,尼克松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这部宪法给法国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28]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去世,尼克松亲自奔赴巴黎和六十多位世界政要出席戴高乐追悼仪式。知戴高乐者,尼克松也!

 

治国之大器、国家的脸孔和民族的性格

 

“宪法不仅仅是一个治国之大器,还是这个国家的脸孔,并反映着这个国家民族的性格。” [29]在历史变迁中感受和体会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理解法国宪法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演进,进而认识和把握法国宪法实践的基本脉络和主调,这是研究法国宪法基本方法和进路之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法兰西民族:“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画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摸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30]的确如此,法国人富有激情,喜欢浪漫的变化,追求理性而深邃的思考和充满创造性的生活,这是法国人的个性和底色。[31]。但是,法国人又格外的钟情于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传统,路易十四、波拿巴、贝当、巴黎高等法院、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言、巴士底狱、人权宣言、左派、右派、三色旗、马赛曲、民法典、普法战争、塞纳河、凡尔赛、卢浮宫、凯旋门、荣军院、先贤祠、香舍丽舍大街、爱丽舍宫、协和广场、奥斯特利茨、滑铁卢、马奇诺、诺曼底、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西耶斯、罗伯斯皮尔、雨果、萨特……这些都是法兰西民族内心深处珍藏的特殊的历史记忆。“法国人倾向于从历史角度上看问题,这一习惯对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所起作用影响很大。”[32]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特行、标新立异的存在,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变革之中引领潮流并坚守自己的价值与传统,法兰西人民的不懈奋斗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耀,支撑起这个民族的雄心,也给这个民族带来不尽的自豪和骄傲。[33]法国近代宪法的发展过程不乏热烈而浪漫的革命之举,也有着充满勇气的尝试和卓尔不群的创造,法国宪法是广大法兰西人民近代以来持续思考和探索法兰西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浓缩和沉淀了法兰西民族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创造性的实践和智慧。

 

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陆续走上立宪和行宪之路,但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自己独有的轨迹并达到有效治理的国家则屈指可数。究其原因,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宪法实践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影响并决定了宪法制定和实施的效果,另一个方面则是对于宪法诞生及适用的国内环境缺少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宪法一方面作为国家法律制度之基础和重要的法律渊源,但同时又是国家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沉淀和凝结,宪法承载着一个国家走向法治和秩序的蓝图,蕴含着各个民族追逐梦想和凝聚政治共识的密码。施密特在其《宪法学说》一书中就指出,在1789年的法国,广泛流行这种对立法者智慧的理性主义信念。人们自信能够针对全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制定一个有意识的、完善的计划。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已不再相信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囊括了整体国家的、具有终极正当性的规范性法规系统了。实际上,目前有一种相反的意识正在蔓延,认为一切宪法的条文都取决于制定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34]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及其实践构成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过程被简单而粗暴的纳入宪法规范的统摄之中。历史车轮的实践逻辑和实践理性赋予了历史过程当然的正当性,宪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则深深镶嵌在伟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之中。制宪者和行宪者一方面要面对过去,一方面又要面对现实与未来,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行宪者可以摸着宪法渡过或急或缓的大江大河,但是作为行宪者的难度也在于必须遵循前任制宪者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以尊重歷史的态度来面对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实践。[35]行宪者理性的做法不是去苛责制宪者,而要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来实施宪法,既要遵循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和框架,又要创造性的寻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并让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宪法也绝非情人眼中一见钟情的西施,制宪者和行宪者都要在历史的丛林之中摸索前行。

 

戴高乐在其《希望回忆录》的第一章《政治制度》开篇就指出:

 

“法兰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饱经沧桑,几易其名,但法国于世共存。法国的疆界可以有所改变,可是作为法国永久标志的地势、气候、河流、海洋却永远不变。那里居住生息的各族人民,在历史的进程中备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由于事物自然的趋势,加上政治的因势利导,经过不断的融合,法兰西终于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个民族经历了无数的世代,将来还要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地理环境,由于组成这个民族的各个种族的天赋才能,由于她在四周邻国中所处的地位,法国拥有一种不朽的特性。为了保持这种特性,每一代的法国人都负有承上启下的任务,她必定有其不可分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作为对法兰西负责的政府,就要承担责任,既要继承这个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要给他带来明天的希望”。[36]

 

戴高乐的这段经典的文字既是对于法兰西民族政治历史发展过程的集中概括,也是对于法兰西民族个性与政治传统的准确把握,可以作为理解和把握法国宪法实践及其发展轨迹的精彩注释。

 

法国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确曾经光荣地存在过,作为传统的欧洲大陆强国,法国在近代以来的创造与贡献更是引人瞩目。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在为大革命提供理论和思想的同时,也引领了近代欧洲思想界的发展方向,一度让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心。

 

法国大革命拉开了世界各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序幕,在推动法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给欧洲和世界各国带来了滚滚不绝的革命浪潮。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法兰西人民以其勇敢的创造和实践昭示并引领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方向,至今仍然被视为是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源头。

 

然而,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而展开的大革命高唱人权的口号随即却陷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旋涡,国民制宪会议在1791年第一部宪法(Constitution de 1791)接受了君主立宪制,宪法频繁的制定与废止已无法满足和回应现实,更无法揭示狂飙猛进与热烈突变背后的内在逻辑。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继受红衣主教黎塞留苦心经营的政治遗产,在拿破仑时代一度成为欧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从拿破仑执政到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经历了从共和到帝制又从帝制到共和的反复转换,宪法确立的政治秩序也左右徘徊,期间更是掩藏了法兰西的大国雄心与雅各宾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的种种努力和尝试。

 

1802年《亚眠条约》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结束,也确立了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

 

之后,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确认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共和十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X)就是对其宪法地位进行确认的法律文件,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到来更有共和十二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XII - Empire)作为背书。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则写到:“大革命后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是为保存革命的成果并在各地传播共和的理想。

 

再一次,又出现一个占优势的法国有主宰欧洲的危险。征兵制征来的军队,结合意识形态的狂热,驱使着法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走遍全欧洲。他们在拿破仑领导之下,险些便成功地建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协。”[37]

 

反法同盟军队的胜利宣告了拿破仑第一帝国的结束,波旁王朝复辟和陆续出台的新宪法并未能解决太多问题,拿破仑侄子波拿巴在第二共和宪法(Constitution de 1848, IIe République - 4 novembre 1848)确立的宪政体制下当选为总统,随机效仿其叔叔制定新宪法并举行公民投票当选为“法国人的皇帝”。

 

在共和与帝制走马灯般的转换之间,复辟一度成为作为法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主题,就像后来第三、第四共和期间的政党政治以及第五共和时期的“左右共治”一样,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法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底色和气质。而这一切随着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法兰西欧陆大国的雄心瞬间被无情击碎,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与秩序也随之而土崩瓦解。

 

朱国斌教授在《总统们:法兰西第五共和》序言中这么描述法兰西民族和法国民主政治制度:“法兰西民族无疑是非常有个性的民族,法兰西文化无疑是浓郁黏稠的,法兰西近现代史充满着时代与命运的张力与刺激,君不见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帝制不断对抗与交替,这一切形塑了法兰西政治哲学与文化,奠定了当代法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铸造了法兰西政治精英们的内在与外在特征。”[38]

 

宪法作为治国之大器,同样也是国家之面孔,更是民族性格之浓缩,那些被写入宪法文本之中的文字不过是民族精神明确而直接的宣示,那些没有写入宪法文本而体现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宪法惯例实践之中的同样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浓缩和写照。

 

法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波澜壮阔而又婉转曲折,超越现实的救世情怀经过大革命的激发而不断放大、历久弥新,十多部宪法在激烈的现实冲突和矛盾之中走马灯般地被制定实施,又在法兰西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想生活和政治秩序的过程之中被抛在身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永远保持其连续性,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使它改变”。[39]

 

宪法发展过程折射出法兰西人民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共识和追求,穿越历史迷雾,透过法兰西社会、政治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挖掘,思考解读法国宪法,《人权宣言》、宪法委员会做出的重要裁决固然要关注和研究,左右共治、欧盟扩张、国民阵线和勒庞的崛起一样不可忽视,这些都是法国独有的宪法制度和经历过的宪法实践。

 

放在历史长河之中去仔细观察和全面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法兰西人民的民族精神是这个国家的宪法之本,终究是民族精神支配并影响宪法的诞生与实践,而宪法的制定与实践却无法冲洗和改变民族精神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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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兵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1] 1946年宪法序言是这样规定的:“……Il réaffirme solennellement les droits et liberté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consacrés par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1789 et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reconnus par l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1958年宪法序言则规定:“Le peuple français proclame solennellement son attachement aux Droits de l'homme et aux principes de la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tels qu'ils ont été définis par la Déclaration de 1789, confirmée et complétée par le préambule de la Constitution de 1946”。

[2] Décision n° 73-51 DC du 27 décembre 1973, Loi de finances pour 1974 et notamment son article 62.

[3] 二战结束时,法国在海外仍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统治着几千万的殖民地人口,支配大量的社会和自然资源。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各殖民地独立的意识逐渐地产生并形成一定的声势,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断高涨。1946年第四共和宪法第十三章(二十三个条款,第60—82条)第60—82条)规定了法兰西联邦(l'Union française),这是仿英联邦的作法维持其殖民统治的措施,意在继续将海外殖民地保留在法国统治范围之内。法国在奠边府决战中以法军投降越南独立而结束,阿尔及利亚事件则导致第四共和走向终结。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又在第十二章(十一个条款,第77—87条)规定了法兰西共同体(la Communauté),取代了第四共和的法兰西联邦,法国总统任共同体总统,各成员国在内政、经济方面有自主权,外交防务等方面仍受法国控制。1958年宪法的第一次修改是1960年6月4日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60-525 du 4 juin 1960),即是对宪法第十二章进行补充修改,涉及法兰西共同体非洲成员国的独立问题。

[4]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417页。

[5] [英]查尔斯·威廉斯.戴高乐.王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第363页。

[6] [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43、4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 1958年宪法的第一次修改即1960年6月4日的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60-525 du 4 juin 1960)。

[8] 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合宪性审查,请参看《法国宪法委员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案(I,II,III)评析》。宪法委员会先后做出了三个著名的裁决,即n° 92-308号裁决、n° 92-312号裁决和 n° 92-313号裁决。

[9] 1997年12月4日,希拉克总统向宪法委员会提请审查阿姆斯特丹条约条约的合宪性,宪法委员会在1997年12月13日做出了n° 97-394 DC 号裁决,即阿姆斯特丹条约案。2004年10月29日,《欧盟宪法条约》在罗马签署,希拉克在当天就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合宪性审查的申请,即要求宪法委员会审查该宪法条约与法国宪法的规定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以确定在授权批准该条约之前是否应该先启动一个宪法修改程序,宪法委员会在2004年11月19日做出了n°2004-505 DC号裁决,即欧盟宪法条约案。2007年12月13日,萨科奇总统在签署《里斯本条约》的当天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合宪性审查申请,法国宪法委员会于2007年12月20日做出了n° 2007-560 DC号裁决,即里斯本条约案。

[10] 1870年5月8日,法国举行全民公决,结果1053.5万选民中,有753.8万投票赞成帝国,占选民的绝大多数。当时,绝大多数的法国人确信帝国的统治是巩固的。参看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1]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下卷),吕一民 等译,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1141—1180页。

[12]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其著作《从第三共和到第四共和》中就指出:“没有第三共和,我们既无法理解维系政府,也无法理解第四共和,因为维系政府的特点是反对第三共和所有的原则,而第四共和则出于本能地恢复了第三共和的传统,……因此,第三共和以它大量的传统习惯和被歪曲的以及相反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法国政治》,第13—14页。参看,[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著,《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3]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著:《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14]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下卷),吕一民 等译,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1660页。

[15]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下卷),吕一民 等译,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1678—1679页。

[16] 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7] 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18] 1958年6月2日和3日,法国第四共和议会先后通过了三个重要的授权法律文件:(1)授权新政府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殊权力;(2)授权新政府在六个月内以法令(ordonnances)的方式全权进行立法;(3)授予政府修改宪法的权力。其中的第三个授权即1958年6月3日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3 juin 1958),也被称为1958年6月3日授权法。

[19] 1958年6月3日授权法是奠定政府修宪合法性的重要法律文件,在授权政府主持修宪的同时还提出了修宪必须遵守的五个原则:第一,普选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立法权和行政权应出自普选,或出自它的选举团体。第二,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切实的分立,以期使得议会和政府都各自在其责任内分别履行其职责。第三,政府应该向议会负责。第四,司法权应该保持独立,以期能够确保对1946年宪法序言和1789年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基本自由的尊重。第五,宪法应该使法兰西共和国与其国协人民之间关系的组织可能实现。

[20]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56页。

[21]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陈焕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出版,第253-254页。

[22] 参见:《政治年刊(1946年)》第529页,转引自[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04页。

[23] 1946年4月19日,当时的第一届制宪会议以309:249票通过了宪法草案,史称“四月宪法草案”,但是,宪法草案于1946年5月5日交给公民投票表决,结果因为未获得过半数的赞同票而遭到否决。1946年6月16日贝叶演说发表之际正值“四月宪法草案” 被否决新的宪法草案刚刚开始起草的历史时刻。

[24]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下卷),吕一民等译,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1351页。

[25] 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26]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8-59页。

[27]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28]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9] 李晓兵,《浪漫变迁的法国宪法》,《法制日报》,2009年9月10日,周末版。

[30]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页。

[31] 历史学者高毅在论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时曾写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民族性格中一个鲜明的内在矛盾: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常常容易耽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2]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3] 李晓兵,《总统们:法兰西第五共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I页。

[34] 施密特,《宪法学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35] 李晓兵,《守护基本法:且行且珍惜》,《大公报》,2015年3月26日。 

[36] [法]夏尔.戴高乐著:《希望回忆录》,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7]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38] 朱国斌教授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曾留学法国多年,毕业于马赛三大。这一段话出自他为我主编的《总统们:法国第五共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而特意撰写的序言。

[39] 这是戴高乐在1924年其处女座《敌人营垒的倾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参见,吴清和,《世纪伟人戴高乐将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责任编辑:李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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