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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裁判文书,法官还应该以这样东西流传千古……

2017-10-01 21:26:20

消息来源:陈健的法律博客 阅读原文 评论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的重要载体和展示平台,应当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本文拟就裁判文书的说理主体做简要探讨,以期为裁判文书的改革提供些许建议。

 

 

这一表述方式与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有必要进行改革。受大陆法系裁判文书制度的影响,我国裁判文书的撰写亦遵循“主文—事实—理由”的行文格式。就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说理主体而言,传统的表述方式几乎都是以“本院认为”起头。笔者认为,这一表述方式与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有必要进行改革。





首先,应当让说理主体回归真正意义上的裁判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最高法院也下文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严格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办案责任,做到权责统一。而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正是这一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根据现行法律,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既是责任承担的三类主体,也是裁判者的三种不同形式。换言之,一份裁判文书必然是由三类主体中的一种作出,而非相对抽象模糊的“本院认为”。因此,笔者主张,应当在说理部分直接就说理主体作出明确的表述,以便于确定案件说理的真实主体,也有助于增强说理主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当然,如果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内部存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因少数意见并未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则不必将少数意见的说理部分写入裁判文书。毫无疑问,不论是什么主体做出的裁判,均是代表法院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用“独任法官认为”、“合议庭认为”或“审判委员会认为”代替笼统抽象的“本院认为”,并不影响裁判文书的效力。


其次,应当让说理主体反映案件审理的真实脉络。现实中,一份裁判文书的产生过程并不能完全从裁判文书本身中体现出来,特别是一些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裁判,往往无法从裁判文书中寻得线索。以刑事案件为例,假定一起案件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并最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那么其审判主体则完成了三次转换。笔者认为,在撰写裁判文书时,除了应当叙述转换的基本过程,还应当写明裁判说理部分的实际主体。在合议庭多数意见与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一致的情形下,可以将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均列为说理主体;当合议庭的意见与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存在差异时,则应当将审判委员会作为唯一说理主体列明。这既是对合议庭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描述。


第三,应当让说理主体主动承担充分说理的责任。笔者认为,只有责任主体明晰时,才会真正激发其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裁判文书的撰写也不例外。在指导性案例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一份好的裁判文书的示范作用与指引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显而易见。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是其发挥上述功能的关键与核心。不难想象,经合议庭充分讨论与随意讨论而作出的评判,在说理上会有多大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说理主体,对特定主体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将会增强。不同合议庭之间对说理部分的重视程度或许也将因为这一细微变化而在裁判文书的相互比较中得以加强,进而促进合议庭成员特别是负责撰写裁判文书的法官对案件说理部分的关注。笔者相信,这一变化也将促进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与讨论,以形成更高质量的以及对辖区范围具有指导作用的裁判。对于审判委员会意见与合议庭意见存在差异的案件,则更加有必要阐释清楚审判委员会的观点,并通过裁判文书这一形式予以固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审判委员会明确列为说理主体,将有助于促进审判委员会更加重视对案件的全面了解与深入研究。


综上,对裁判文书的说理主体做更加清晰明确的表述,虽然看上去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其起到的作用或许不容小觑。借用本杰明·卡多佐的一句名言,“一个法官的工作,在一种意义上将千古流传,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如白驹过隙。”中国的法官以裁判文书的撰写与说理而流传千古,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应成为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能够收获的美好图景。
[责任编辑:陈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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