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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某一案看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2018-11-08 15:54:31

消息来源:案管家 阅读原文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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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以诈骗罪的成立为前提。因此,合同诈骗罪首先必须具备诈骗罪的基本结构:即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受骗方产生错误认识——受骗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害。

因为两罪在量刑上有较大的差异,如何准确界定两罪,在司法实践中常存在认定困难,笔者试图以何某一案为引分析审查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基本要素。

2016年7月5日,何某从何某英处租住位于宝鸡市渭滨区西宝路铁五处小区高层4号楼8楼804号房屋一套。2016年4月份,何某因做生意失败欠他人钱财,想到将何某英的房屋卖掉筹钱。何某伪造其从何某英处租来的房屋购房合同、私刻公章,后与被害人曹某谈好以35万元的价格将何华英的房屋卖给曹某,2016年4月12日,何某与曹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曹某给何某转帐20万元。曹某发现被骗后,多次找何某要钱,何某分两次给曹某退还9万元钱,其余11万元钱被犯罪嫌疑人何某用于还银行贷款等。

2016年8月1日何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取保候审。2017年7月27日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以渭公(刑)诉字[2016]172号移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该院2017年9月8日以何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2017年12月13日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案发后曹某先是多次联系何某要求返还财物,何某也返还了一部分,那么如果何某全部返还是否就不构成犯罪,这就要提到第一个问题,本案是合同诈骗还是一般合同纠纷。

一、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由于都具有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因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的损失后果,要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重点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合同纠纷,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进行经营,行为人有履约的诚意和一定的履约能力。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利用合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行为人没有履约的能力或者诚意。

根据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定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造成数额较大的资金不能退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符合上述行为就一定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上述七种行为,但被告人有合理辩解,且辩解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也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第九点:坚持罪刑法定,确保无罪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不受刑事追究。准确把握立法精神,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犯罪与行政违法、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得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要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要从客观行为,即事实、行为、手段、情形、后果等方面,依次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担保能力,履行合同中有无实际履约行为、对财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违约后的表现等方面,全面收集对行为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并结合行为人对主观故意的供述,慎重做出判断。

本案中何某既没有真实的履约行为,也没有履约的能力,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用得来的房款归还个人借款,而非用于履约,因此,可以认定何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这一前提下,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对何某的行为认定为诈骗,而法院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做出判决,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与诈骗的区别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不能只看作案过程中是否存在合同,除了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外,合同诈骗罪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合同”的形式要件

 司法实践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

1、合同的形式不限于书面。《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书面形式不是“合同”的必要条件。但与书面合同相比,口头合同只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要证明口头合同的难度更大,对证据的要求更高。

2、合同的内容必须反映经济关系。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是具有一定履行内容的经济合同,即能够反映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财产内容的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关系,故“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具有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除了双方当事人,合同还应当具备特定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基本要件。反过来只要具备以上要件的经济合同,即使是口头约定也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在最高检指导性案例之梁四昌合同诈骗案中,虽然能够证实梁四昌与受害人约定了楼层及户型,开具加盖印章的收据,但是由于合同中并没有具体明确约定房屋价款、履行期限、地点等购买房屋所应包含的内容,因此法院不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了合同,最终判决梁四昌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3、合同的效力不做区分。在合同诈骗犯罪中,由于合同的存在是为了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因此形式合法但本质违法的无效合同普遍存在,这不能也不应当成为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阻碍。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一定生效,也可以是无效合同。

 (二)客观实施了合同相关行为

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之一,其犯罪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而诈骗罪的客体仅是公民的财产权利,因此相比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更侧重衡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这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活动。

1、虚构的事实必须与合同内容相关。《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作出列举,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这说明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主要是围绕“合同”产生。

2、除虚构合同外,还应当有履行虚构合同的实际行为。再看何某一案,同样是伪造伪造房屋购买合同,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做出判决,而本院办理的秦某一案,行为人利用同一合同骗取抵押借款一案,法院最终以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作出判决。这说明仅有虚构的合同还不够,行为人还应当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使对方当事人确信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意图或能力。如果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即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经济活动,“合同”就仅仅是一个道具,并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

3、虚构事实的程度必须导致合同没有履行的可能。行为人为了顺利签订合同夸大自己履约能力,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或者行为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只是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不实之处,合同签订后积极提高履行能力,即使最终合同无法实现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而行为人无履行合同的意图,也没有履行合同的行为,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对方对自己的信任骗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获取合同涉财物利益后,对约定的合同义务予以搪塞、推托,甚至逃匿,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三)侵害结果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因素在于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以此区别于诈骗罪。如果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基于行为人虚构事实的虚假承诺而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处分财物,并非基于签订合同,那么只能认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换言之,合同诈骗必须诈骗的是合同项下的财物,如果骗取的不是合同项下的财物,则构成诈骗罪。

1、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

如本院办理的王某诈骗案中,王某在骗取财物后为了掩盖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

2、合同诈骗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如本院办理的王某某案中行为人在合同诈骗对方工程保证金后,再次以需要给领导送礼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法院判决书中对后一行为单独认定为诈骗罪。

3、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产生在取得财物之后

首先,从刑法第224条的字面意义看,“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法条表述无疑为合同诈骗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发生空间,因此无论是取得预付款、定金还是保证金,只要在合同完全履行结束前都应当属于“履行合同过程中”。其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除了取得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免除财产性义务,合同诈骗也应当包括这两种行为方式。

因此,即使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等财产后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基于此时产生的犯罪故意,利用合同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免除其财产性合同义务的,如果符合上述合同诈骗的认定要素的,应当成立合同诈骗罪;反之如果若没有利用合同仅采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行为的,成立诈骗罪。

三、合同诈骗的其他问题

(一)犯罪状态

合同诈骗中一般涉及多个数额,一个是合同标的,反映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达到的诈骗总额;一个是被害人因为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还有一个损失数额,是指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财产性利益损失的数额。当合同标的与实际被骗数额不一致时可能牵扯犯罪的既遂与未遂认定。

在我国刑法当中,财产型犯罪都是以财产是否被实际侵犯或是否达到法定的危害程度来衡量定罪量刑的。诈骗犯罪存在未遂情形,那么作为特殊条款的合同诈骗罪也应当存在未遂情形。在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中,对于既遂和未遂并存的情形,无论在评价上还是量刑上,均是作为一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尽管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办理合同诈骗案件是否贯彻这一原则,但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在合同诈骗案件中也应当贯彻这一原则。

按照司法解释,全案只有既遂或者只有未遂的,确定法定刑幅度的数额与犯罪总数额一致;既未遂并存但只有一者符合定罪条件的,确定法定刑幅度的数额为单独构罪的既遂数额或者未遂数额,不够罪部分仅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既未遂并存二者均单独符合定罪条件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均对应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并根据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中较重的确定;在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因此何某一案中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标的金额是35万元,最后被害人曹某被骗金额为20万元,即既遂数额为20万元,未遂数额为15万元,处于同一法定刑幅度因此应认定犯罪金额为20万元,根据上述《解释》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量刑

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首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高于诈骗罪 “数额较大”的标准。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再次将合同诈骗罪追诉标准提高至2万元。在本院办理的案件中,上文提到的何某利用合同骗取20万元,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而秦某一案中同样骗取20万元,秦某被判处诈骗罪,有期徒刑四年。简单看似乎定合同诈骗罪判轻刑;定诈骗罪获重刑。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的不统一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合同诈骗罪在本质上是对严重合同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出于违法行为犯罪化进程中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考量,确有必要对本罪设置比诈骗罪更高的入罪门槛。

3、合同诈骗与诈骗的关系

法条竞合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基于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而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刑法通说认为,特殊法条构成要件的实现,必然包含普通法条的犯罪构成的实现。反过来,符合普通法条,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特殊法条。

法条竞合时,特殊法条仍有其自身独立的构成要件,纵然从结果意义上讲,符合特殊法条构成要件的肯定也符合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但特殊法条的适用并不以审查行为符合普通法条为前提。具体而言,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固然构成诈骗罪,但不能据此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必须以审查该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为前提。现行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竞合时的法律适用有明文规定。

但是成立合同诈骗罪的不一定排斥诈骗罪,如王某某案由于存在两个诈骗行为分别成立两种犯罪,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实行了并罚;同样的,对于不成立合同诈骗罪的也不必然适用诈骗罪的条款,还应当考虑到侵害的法益以及其他诈骗的特殊条款等综合认定。

 
[责任编辑:钟丽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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